“準醫生”被水產學院截留，開始研究海洋生物

“我原本是要當醫生的。”洪惠馨老先生是廈門大學生物系1958年的畢業生，那一年，洪惠馨聽到自己的畢業分配去向——上海第一醫院。很快，學生理衛生的他和同班的一個女生坐火車到上海。女生被分到上海水產學院。

“我們先到水產學院，結果學校說，我們要兩個人，你們怎么才來一個人。”洪惠馨笑了，女生是有男朋友的人，結果學校以為他倆是一對兒，陰錯陽差把兩個人都留下了。

很快，洪惠馨便明白，為什么學校要兩個人——1958年年末，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第一次全國海洋普查就拉開了序幕，急需水產方面的專業人才。“那時候還沒有國家海洋局，我們跟著部隊出海，穿著沒有軍銜的軍裝，在東海區干了一年半，基地在舟山。”

“那個年代，條件太艱難了，有些海域是國民黨控制的，可以考察的地方很小。”洪惠馨說，他們當時的研究幾乎沒有基礎資料，到底我們國家有多少種魚，多少種蝦蟹貝類，完全是空白。

而缽水母其實并不是那次海洋普查的重點。純粹是出于“喜歡”，他留下了打撈上來的水母并做成標本，開始研究它們，陸續發表研究文章。年輕的洪惠馨愛好美術，常常自己對著顯微鏡，畫出水母的解剖圖。這些“無心插柳”之舉，使他成為國內最早研究缽水母的專家，后來，在上世紀70年代，國家要編寫《中國動物志》，馬上找他來牽頭寫缽水母。

一年好幾個月耗在海上，生活跟漁民差不多

在妻子王理琴看來，海洋生物研究者的生活跟“漁民”差不多，一年中丈夫不在家的時間有一半，他們的第一個孩子出生時，正值第一次全國海洋普查期間，洪惠馨回不了家，直到兒子8個月了，父子倆才見上第一面。

“她很不容易啊，一直支持我的工作。”洪惠馨說，有時候出海回來，衣服上滿是寄生蟲和血，自己沒有空清理，都是妻子一件件洗凈、晾干，幫他放進箱子，等待下一次出海。

文革期間上海水產學院搬到廈門，變成廈門水產學院。洪惠馨隨著學校搬遷的100多人回到福建老家，從事海洋生物的教學，并繼續缽水母的研究工作。集美大學的林利民教授是洪惠馨在廈門的第一屆學生，后來成了洪惠馨的助手，他也是缽水母的研究者。明年，林利民即將退休，這讓洪惠馨常常對著一堆瓶瓶罐罐感嘆:以后這些東西不知道要傳給誰？

“我希望上帝讓我多活幾年，好讓我再研究下去。”快80歲的洪惠馨沒有休息，仍然走在求知的路上。

【成就】

他命名了“西沙無棱管水母”

傳奇不一定都是轟轟烈烈的。在集美大學水產學院綜合樓四樓的一間辦公室里，成百上千個貼著標簽的廣口瓶里藏著一個低調的傳奇——這里是全中國缽水母標本種類最多最齊全的地方。此前，洪惠馨教授從沒有對外刻意宣稱過這一點。這個“秘密”是我們在采訪中意外發現的。

近期，集美大學水產學院教授洪惠馨出版了《中國海域缽水母生物學及其與人類的關系》。它是我國首部全面、系統地介紹和論述中國海域缽水母生物學及其與人類關系的專著，被認為具有非常重要的學術價值和實用價值。

說起缽水母，很多人也許“一頭霧水”，實際上，我們都吃過的海蜇，就是缽水母家族的成員之一。缽水母是一類極其古老而低等的動物，全世界約有200種，中國目前發現有45種，這45種在洪惠馨工作室里都能看到。

某種意義上，洪惠馨可以說是國內缽水母研究方面的“奠基者”。他曾受國家委托，與另外兩名研究者高尚武、張士美合著《中國動物志》中無脊椎動物第二十七卷，第一次摸清了我國刺胞動物門水螅蟲綱、管水母亞綱和缽水母綱的“家底”。

上世紀70年代末，一種叫“西沙無棱管水母”的新種，由洪惠馨發現并命名，那是他當時在西沙群島開展魚類及海洋生物調查時，所取得的重大發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