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減稅方案出來后，各種輿論沸沸揚揚。

減稅還是加稅，首先看是出于什么樣的經濟周期。我們不妨假設一下，如果是“大放水”的背景下減稅，是不是直接會變成下一個津巴布韋？

從長期上看，美國自08年實行量化寬松政策以來，經濟得以復蘇，但資本外流的狀況也很嚴重，直接導致實業尤其是制造業份額下滑和財政赤字不斷擴大。資本回歸和財政赤字這兩個目標，一次只能實現一個（蒙代爾的三元悖論）。那么當經濟企穩后，更需要的是資本的回流來促進繁榮。要促進資本回流，那么“加息縮表+減稅”，便是一個非常漂亮的“組合拳”。

這套“組合拳”能否取得最終成功呢？關鍵數據有兩個：一個財政是否能夠平衡，另一個是就業率是否達到預期。有一種觀點認為，由于美元是主流貨幣，所以美國的財政不平衡也沒關系。是的，固然就沒平衡過，在寬松背景下不平衡沒關系，但也無法在縮表背景下繼續擴大赤字，至少要控制赤字規模。

政府的政策需要財政預算支持，美國總統特朗普2018年的預算是否能通過是一個關鍵點。在美國，總統的財政預算能否通過，除了黨團利益外，更重要的是政府的支持率。而政府的支持率直接決定于就業率。

綜上所述：減稅+加息縮表如果能促進資本回流，就能制造新的就業機會；新增就業達到施政承諾就能提高支持率；支持率上升則更容易獲得預算支持，從而平衡減稅的財政收入水平下降，直到經濟發展新增稅收取得再平衡。就目前看，美國就業率已經很高了，但是否能長久保持低失業率，還有待時間檢驗。

美國政府希望資本回流和工作機會，那中國呢？任何國家要經濟發展，要的都是資本和工作機會，中國也是一樣的。

中國發展的三個大機遇，第一個是改革開放初期的內部資本盤活，第二個是東南亞經濟危機后的東亞-東南亞再分工，第三就是08年后量化寬松政策。這十年，中國的GDP總量迅速發展到世界第二。那么，現在美國要開始減稅了，也就意味著出口型的粗放經濟增長結束。在美國的逆全球化的過程，如何早圈出自己的經濟勢力范圍則顯得尤為重要，比如跟在美國后面的英國。

但是我們好一些，“一帶一路”三年前就開始實行了。或許有人會認為在國外投資不靠譜，但看國內的共享單車，“燒起錢來”也不含糊。要取得成功自然是需要承受附帶的損失，我們固然希望附帶損失少，但卻不能因為有附帶損失就不支持。于外，則是打開“生存空間”的“一帶一路”，用人民幣向外投資。于內，今年發改委主導環保部配合，實行鋼鐵、煤炭、天然氣等供給側改革。

那么這些政策的本質是什么呢？個人覺得是面向未來的工作機會的競爭。這里就有人會問：部分企業停產、甚至倒閉不是減少工作機會嗎？何來增加？

我們知道，一個技術進步固然會消滅一些工作崗位甚至是行業，但必然也會創造新的工作機會。尤其在工業生產智能化的時代背景下，低端產業最后必然是被關的。早點主動關，還可以使社會資源集中到可以制造新就業機會的新興產業上來。所以，在這種技術進步為驅動的就業再分配浪潮中，我們大力推進國企改革，去掉低端產能，為新產業騰出空間。那么到這里大家應該可以看到，在周期趨勢變化之前，我們已經做了生存空間鞏固的工作（“一帶一路”）再次自我革命的準備工作（國企改革+產能升級）。

回到開始的那句話：減稅的關鍵是平衡。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相對慢，所以結算地位遠不如美元，故而平衡更重要。我們的稅改推進一步都很艱難，第一道“坎”在分稅制。所以，要稅改推進，先要調整分稅制；要調整分稅制，先搞定房地產。我們能看到，這兩年除了鋼鐵煤炭，供給側最成功的就是房地產，現在四線城市的庫存都去得差不多了，用央行行長周小川的說法就是居民杠桿擴大效果明顯。因此，目前的地產政策可以概括為，去掉信貸杠桿，用土地供應和戶籍捆綁（限購）到實現經濟轉型升級再慢慢放開，同時，加強租賃和公租房推進，解決買不起的居住需求。那么，信貸投放就可以指向實體，尤其是核心產業政策。如果有心的不難感受到，今年各級政府主導產業基金的規模在迅速擴大，比如中央和地方兩級財政主導的集成電路產業基金已經近7000億。從信貸上看更加直接，央行“定向降準”后將是全面“加息”，用產業發展機會吸引資本流入。新產業發展起來，舊產業遷出，本身也在創造工作機會。至于中國的減稅，必然是根據國情、逐步細分進行的，會向國家需要的產業行業傾斜。整體的減稅窗口，至少也要等“全面實現小康社會”之后才能進行。

作為一個中國人，沒有其它任何選擇，只能與國休戚，榮辱與共。我們不是在經歷一個時代，我們本身就是一個時代。（作者 唐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