薩本棟在校慶典禮上發表講話。他說，在日軍大舉入侵我國的時刻，堅持舉辦廈門大學校慶，一方面是向日本侵略者宣告廈大弦歌不輟的堅強決心和信心，另一方面也是凝聚人心、在山城長汀重振廈大的重要契機。

這是大學的另一種抗戰方式――戰火中，雖然顛沛流離，但大學仍保持信念、弦歌不輟，既為國家培養了人才、延續了文化命脈，也彰顯了堅強不屈的民族精神。

這也是為了給當時的中國傳遞一種勝利在望的精神感染。薩本棟和他的“戰友”深知，大學從來都是社會前進的燈塔，他們有義務扛起國家前進的信心。

過了幾十年，這段往事仍然讓一些熱血青年激動得“頭皮發麻”:試想一下，在抗戰的硝煙中，一所大學不僅挺立在敵人面前，還從容地舉行校慶，這是何等氣概！

【儲備人才】

克服種種困難增設工科專業

76年前的1941年，那位從廣東揭陽走了一周才到長汀的青年潘懋元，他的大學第一課，校長除了告訴大家為什么要留在前線辦大學，還講了“為什么不只是維持現狀，還要增設會計、銀行、機電等系，并比往年多招收學生”。

97歲的潘懋元上周接受采訪時，一字一頓地復述了76年前校長告訴他們的話:因為抗戰必勝是毫無問題的，我們要準備建國人才，廈門大學要“為建國而育才”。

廈大校友總會副秘書長、教育史博士石慧霞的研究顯示，這在當時教育界是有爭論的:民族存亡關頭，青年需不需要接受教育？一些人主張:大學要停課搞軍事訓練，開到前線殺敵。

不過，薩本棟和他的同事則認為:教育的著眼點，不僅在于戰時，還在戰后。抗戰需要戰士，但是同時需要各級各類人才。

廈大當時的目標是:為戰后建設國家儲備人才。校長告訴學生，要時刻不忘救國責任，以學報國。

長汀時期，廈大在建國人才方面，重點抓工科的創建。1940年，廈大先后增設土木系、機電系和航空系，將理學院擴充為理工學院。

從當時土木工程系開設的課程看，就可以知道廈大是如何盡心竭力地為戰后儲備人才，它包括公路、鐵道、橋梁、水工、房屋、城建等。

即使在和平時期，相比其他學科，創辦工科的難度都要更大些。而在山城長汀辦工科，70多年前的廈大面臨的困難，可想而知。

但廈大還是想盡一切辦法，延聘工科教授，到處“化緣”建實驗室。有資料記載，當時，廈大化學系教授一起帶領師生，將長汀的一座監獄改成了實驗室。

很快，廈大便擁有了一座具備模、鑄、鍛、機、鉗和動力等各工段的實習工場，“實驗條件并不比戰前差”。

當時，廈大還設有一個特別的獎勵金，專門獎勵學生增長“運用手足”的能力，為的是改變中國學生“用腦不用手”的毛病――當時的廈大，已經開始重視學生的創新實踐能力，并開展科學研究興趣的培養。

【投身建設】

各行業都涌現一批棟梁之才

1937年12月24日出發，1938年1月12日最后一批師生達到長汀，1946年11月，廈大長汀辦事處撤回，正式完成回遷。

廈大歷史上這段最艱難的歲月，最后卻成了人們仰望的高山――那個時期的畢業生憑借在廈大的優良教育，成為各行各業的佼佼者。

統計資料顯示，廈大長汀時期的校友，后來當選兩院院士和美國工程院院士的，有十余人。

還有一個群體也成為研究對象:在臺灣的長汀時期的廈大校友，在臺灣的建設中發揮了巨大作用。

石慧霞的資料顯示，1941級-1945級廈大赴臺的畢業生有300多名，占畢業生總數的35%。

在臺灣建設中，廈大長汀校友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何宜慈就是其中一位。何宜慈1940年入讀廈大機電系，1980年主持籌劃并成立臺灣新竹科學工業園區，“成功地推進臺灣工業轉型”。何宜慈認為自己所取得的一切，“皆源于廈門大學薩本棟校長精神的感召”。除了何宜慈，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臺灣教育、公路、電信、郵電、稅務等機構的負責人，臺灣“石油之父”、中油創始人，臺灣電力公司創辦人等，都是廈大長汀時期的畢業生。

此外，1973年，臺灣宣布推動十大建設的重大計劃，其中6項工程由廈大長汀校友主持或參與主持。

廈大校友也一度叱咤臺灣文化界。2006年，廈大授予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法學名譽博士學位，連戰在演講中提及，他在臺灣的3位文藝家朋友都是廈大校友。這3位臺灣文藝家是:文藝理論家、劇作家王夢鷗，劇作家姚一葦和詩人余光中。王夢鷗和姚一葦都是廈大長汀時期的老師和學生。在臺灣文壇，姚一葦的地位舉足輕重，被稱為戲劇大師。姚一葦的劇作家生涯，起跑線就在廈大長汀――他是在廈大讀書時與戲劇初次結緣的。

原廈大臺灣研究所所長、兩岸問題專家陳孔立上周說，1992年，他擔任廈大臺灣校友總會理事長時，帶團去臺灣訪問，廈大臺灣校友會理事長拉住他，高聲說:我向母校報告！我們在臺灣的校友都為臺灣的建設做出了貢獻，沒有一個人做過烏七八糟的事情，這是可以向母校告慰的事。

盡管這件事已經過了二十多年，但陳孔立說，現在想起來，他還是感覺很激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