弦歌不輟 鐸聲悠揚 

——追憶與集美學校一起走過抗戰歲月的教師們

近代教育家廖世承曾說過，“一個學校最后的成功，就靠著教師”。在艱苦卓絕的抗戰歲月中，集美學校，以八閩大地的土壤為滋養，頑強生長，為戰火中懸懸而望的學子保留了一縷希望，而這其中，就有許多德才兼備的優秀教師，不求名利、甘貧守志，與學校一道，在殘山剩水間櫛風沐露、流離播越，成為集美學校這棵大樹最深厚扎實的根茇。

1945年，時任集美學校校董陳村牧在廈門電臺發表講話，對戰時集美學校播遷歷程進行回顧，談及成就，認為“首先值得報告的是八年來集美學校仍然保全了最優秀的教師陣容”。他指出，“抗戰以后，教師由于生活上的困難，紛紛改業，很多學校無法挽留優秀的教師”，但在集校，“百分之六十以上的教師都是在抗戰期間與學校患難與共的，而且這些教師都是夙負盛名的第一流教師，這實在是難得的”。而集美學校之所以能吸引、留住優秀人才，成為戰火中四方輻輳的教育高地，與其嚴選、優育、厚愛的教師選育原則是密不可分的。

德才兼備 不拘一格

原則性與靈活性相統一的用人原則

20世紀30年代，國民政府關于教師任職資格的法規標準尚不嚴苛。根據1933年教育部頒布的《中學規程》，除師范本科、專科畢業生外，“經高級中學教員考試或檢定合格者”或“有價值之專門著述發表者”，也可在學校任教。由于當時國內師范教育體系薄弱，且戰時教育行業人才吸附能力下降，導致高等教育人才供不應求，許多學校不得不“退而求其次”，聘用非師范專業出身，或學歷較低者擔任教職。

據《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鑒》統計，1930年，全國中等學校教員中，留學國外者占6.63%，師范大學、高等師范畢業者共占15.81%，大學畢業者占24.83%，超過5成教員為專科或以下學歷。到了1935年，在教育相對發達的東部六省，仍有42.28%的教員為專科及以下學校畢業。

與之相比，集美學校教師隊伍的學歷水平可稱得上“出類拔萃”了。以集美中學為例，即使在人才流失尤為嚴重的1940年，學校仍然保持著一支高素質的教師隊伍。全校34名教員中，大學畢業者25人，高等師范畢業者3人，專科、高中畢業生6人。大學畢業生占比超7成，遠高于同期全國中等學校水平。其中，有18人畢業于北平、復旦、大夏、光華、中山或廈門大學等知名高等學府。

高水平的師資結構，得益于集美學校權時制宜、寬嚴相濟的選聘原則：既對教師的學歷層次、院校出身制定較高標準，又在教育背景方面打破藩籬，不拘泥于“師范專業”的條件限制，將人才考察的高度提升到綜合素質的層面。

在集美學校，教師所教科目不必為其進修專業所限，只需勝任，亦可跨學科任教。譬如歷史學家莊為璣，他畢業于廈門大學文學院史學系，但學植深厚、兼通史地，故因應學校需求擔任地理教師；李文立、沈漢祥兩位教師主修歷史社會學，卻分別任英語、生物科教員；陳淑元曾就讀復旦大學化學系，任教化學，亦兼任算學教師。這樣靈活切實的用人方式，這既與當時社會的人才結構相契合，亦順應了教師行業發展的總體趨勢。

除了學識素養，道德品質也是集美學校考察教師的重要標準。集美學校以“誠毅”為校訓，對于“執掌教育大權”教師，更是要求其必須“以身作則，躬行實踐”。抗戰內遷時，因山城環境清苦，校中有少數教職員為消遣娛樂，在夜間通宵聚賭。陳嘉庚先生向來反對賭博，認為其消耗身心，曾公開抵制廈門開設彩票，為踐行校主理念、清肅校園風紀，商校、農校、水產、集美中學及校屬各機構嚴令禁賭，并正告全校教師：從事教育，應束身自愛，領導學生，不可因一己所為玷及校譽。正是在這樣的人才理念之下，集美學校采光剖璞、披沙揀金，羅致了一批學識淵博、品德優良的教育精英，更培育了諸多受人敬仰的“跨學科教師”和“大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