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南網7月12日訊（海峽導報記者 陳捷 通訊員 同法/文 黃財武/圖）車禍后以為沒事，雙方都同意私了。但隔了兩個多小時后，被撞女子才發現自己骨折、十級傷殘，這種情況下，還能索賠嗎？

近日，同安區法院開庭審理了這起各執一詞的索賠案。受傷者說，自己是因車禍受傷；而肇事方卻說，這起事故沒有傷者，應該是在其他地方受的傷。

那么，事實無法斷定，法官應當如何斷案？

小孩“飛車” 撞倒大人

真相只有一個，但雙方的陳述卻是各執一詞。在這起案件中，傷者無法證明自己因車禍受傷，肇事者也證明不了對方傷勢與車禍無關。

時過境遷，真相已經無法還原，如今，能夠確定的事實僅僅是雙方曾經發生過碰撞。

事故現場監控錄像顯示，去年10月24日11時53分左右，小學生小毅放學時，騎自行車靠路右側行駛，在騎行時，他故意將雙手脫離車把，要玩“飛車”，結果自行車突然向左偏移。自行車偏移之后，與同向直行的助力車碰撞，導致騎助力車的阿英倒地。

事發半小時后，廈門市公安局同安分局接到一起交通警情，報警內容為“同安碧岳村鋪前里處，助力車與自行車相刮，人沒事”。

接到報警后，民警立即到現場進行處理，出警情況記錄為：“12:37分局報鋪前里助力車與自行車相刮，13:18處理完畢，私了。”

這起私了的事故雙方，一方是助力車駕駛人阿英，另一方是自行車駕駛人小毅。

據阿英說，當時小毅的父親老趙向警方表示，希望雙方自行調解，阿英考慮后表示同意。不過，因為是私了，交警部門也并未出具相關的交通事故責任認定書。

隔兩小時 才到醫院？

事故發生于11時53分。但是，阿英是隔了兩個半小時后才到醫院的。

她大約是在當天14時30分至廈門市第三醫院就診，當時，她自己向醫生陳述說“1小時前不慎摔傷”、“感到左肩部疼痛劇烈”。

隨后，阿英住院治療10天，其間共花費醫療費2萬多元。她出院后，一直等到骨折愈合后，才再次手術取出內固定物。

為何事故發生兩個多小時后，才到醫院檢查？為什么雙方在私了時，沒有提及受傷一事？對此，阿英解釋說，剛開始她只是覺得疼痛，并不知道自己受傷骨折了。而且，雙方在現場等待警察到場處理，等到雙方同意私了時，已經是13時18分。

但是，對方質疑說，既然13時18分處理結束，為何又拖一個小時才到醫院？阿英解釋說，這是因為當時對方告知自己，去醫院檢查可以刷醫保卡，因此，她在事故處理之后，因為未帶醫保卡，又讓丈夫回家拿卡，這才導致就診時間拖延。

由于雙方各執一詞，賠償事宜無法協商一致，近日，阿英只好告到法院，起訴要求小毅支付13萬多元的賠償金。訴訟期間，經司法鑒定，阿英的傷殘等級為十級傷殘。

焦點爭議 傷與撞有關嗎？

女子受傷與車禍是否有關？法庭之上，這一問題成為雙方爭議焦點。

據原告阿英說，事發后，是老趙陪同她前往醫院檢查。經檢查，查出阿英左鎖骨骨折。既然她是因交通事故受傷，肇事方小毅及其父親自然應當賠償。

但是，被告老趙答辯說，阿英的陳述與事實不符。他說，他沒有陪阿英去醫院，且阿英在醫院治療左鎖骨骨折與涉案事故沒有關聯性。首先，雖然當天雙方發生碰撞事故，但事故并未造成任何人員受傷。其次，事發后，交警至現場了解情況后，也確認各方均無人身損傷，并未出具交通事故責任認定書。第三，在這起交通事故中，由于阿英是無證駕駛無牌車輛，應承擔全部責任。

趙氏父子還指出，根據事發時的視頻監控，雙方僅有碰撞的情況，看不出原告受傷的事實，而且，阿英的住院時間要比事發時間晚了約兩小時，不能排除在此期間她因其他原因受傷。

但是，阿英則認為，因處理需要時間，而阿英又陳述被告曾現場告知必須主訴“自己摔傷”才能使用醫保卡，因此，事發后，她又與丈夫回家拿醫保卡，這才耽誤了時間。她還說，應當把舉證責任給被告，即被告應證明“事發后1小時”期間原告有受到其他傷害，否則就應當承擔責任。

法官說法

事實無法確定 憑蓋然性斷案

最終，法官采納了阿英的觀點。法官認為，雙方發生碰撞是明確的事實。根據監控錄像和到場交警的回憶，事發之后，雙方現場爭執后決定“私了”，此時大概在13時，之后，如果阿英陳述屬實，她回家取醫保卡再到醫院治療，還需要經過掛號、排隊、就診等階段。

而且，原告受傷的部位在左側鎖骨，與事發監控錄像顯示原告騎行電動車向左側傾倒方向也一致。由此能夠在法官心中形成心理確信。

因此，法官認為，通過“高度蓋然性”標準判斷，原告的傷情與該交通事故的發生是存在因果關系的，法院據此作出責任判定，是符合適用“高度蓋然性”的一般標準的，是以證據為依據，并非主觀臆斷。這一判決也保護了傷者的權益。

最終，一審判決認定，小毅及其父親應該擔責，考慮到阿英駕駛助力車未與其他車輛保持安全距離，亦存在一定過錯，法院根據各方的過錯程度，確定小毅對該事故負有70%的責任，阿英負有30%的責任。所以，判決要求老趙賠償阿英經濟損失74883元及其精神損害撫慰金人民幣6000元。

關鍵詞解讀

法官自由心證 “極有可能如此”

高度蓋然性規則的理論源于西方自由心證制度，主張民事案件的證明標準只需達到特定高度的蓋然性即可，即達到“法官基于蓋然性認定案件事實時，應該能夠從證據中獲得待證事實極有可能如此的心證，法官雖然還不能排除其他可能性，但已經能夠得出待證事實十之八九是如此的結論”的程度即可。

我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即采用蓋然性規則標準，在第七十三條中明確提出“人民法院應當結合案件情況，判斷一方提供證據的證明力是否明顯大于另一方提供證據的證明力，并對證明力較大的證據予以確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