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婆樓之美與“番婆”之趣談

頂著鼓浪嶼最高最大門樓的光環，這座坐落在安海路36號，建于1924年的中西合璧之建筑，讓人第一眼看過去便頓覺氣勢非凡:圓拱形鐵門頂部的兩邊，兩只金絲鳥銜著銅錢的雕塑，栩栩如生地暗示著房主出自富貴之家；兩扇鐵門的中央，在洛可可風格雕花鐵飾背景下，兩個“福”字，一正一反整齊對稱，寓意出入幸福平安。

進入庭院內側，水泥塑制的假山高墻，中式與洛可可風格的混搭沖擊著觀者的感官，展現著一種異樣之美。而右側的院墻則以中式園林漏窗的形式來裝飾，漏窗窗欞做成竹子形狀，在漏窗之上則浮雕了嶺南特色的芭蕉葉形象。

拾級而上，一座橫向七開間外廊立面的紅磚建筑屹立眼前。也許受時光的洗刷，它暗淡了當年的光彩，但曾經的西式風格如今看來依舊時髦。紅磚柱上端的仿科林斯柱頭，以及各層檐口部的裝飾依舊個性鮮明，栩栩如生:那里有沉魚落雁、金猴獻桃的中式浮雕，亦有張開翅膀的黑人天使造型，在樓頂的四面女墻中部都有花屏，屏上同樣繪塑著花卉、天使以及美女的組合。這是中西建筑風格的融合之妙，也是許經權的有心之處。

這幢歐式風格的別墅正是許經權孝敬母親的禮物。許經權早年跟隨父親遠去菲律賓經商，商海一片坦途，很快便富甲一方。在父親去世以后，許經權嘆時光匆匆，盡孝需趕早，母親健在之時多陪伴才是最重要的。于是，許經權便把母親從晉江老家接到菲律賓，希望盡量陪伴左右，可菲律賓自是和閩南不同，許母難服當地水土且語言不通，加之許經權平日事務繁忙，能給母親的也只能是華服美食，真正陪伴的時間卻并不多，于是沒多久，許母便要求回晉江老家。面對如此境況，許經權內心是糾結的，母親去和留都成為困擾他的難題。最終，他想了一個兩全之策，那便是在當時華僑聚居的鼓浪嶼買下一幢別墅給母親暫居，然后專門再建一幢給母親養老。于母親來說，生活習慣以及語言都和老家相近，于自己而言，海島交通便利也利于生意和家庭兼顧。于是，沒多久一幢新的華僑別墅矗然而起。西式的建筑風格自然受當時流行影響，而夾雜的中式元素，多半是顧及母親對中國傳統建筑的審美需要。

事實上，“番婆樓”因何得名，先前有這樣一種說法:許母被兒子孝敬成為其他子女的榜樣，于是大家爭相給母親添置新衣、首飾等；做母親的平時出門穿著西式南洋衣，一身珠光寶氣，儼然一個南洋富婆形象，被鄰里戲稱“番婆”也即“南洋女人”，而這幢華麗別墅也便成了“番婆樓”。其實仔細想想，這個說法并不值得推敲。直到多年以后，許家后人出來正名，才對先前的說法給予撥正:稱之“番婆樓”，其實是因為別墅女墻上有西洋女郎浮雕。但不管如何，一幢和孝道緊密相關的建筑，成為鼓浪嶼建筑史上的佳話。

許氏誠信經營與造福桑梓

自古孝悌之義為有德之人所珍視，一座別墅窺見許氏的真品性。事實上，一座番婆樓的傳奇故事，也僅僅是許氏家族歷史中最璀璨的一小段。它就好比是一個人人生中最光彩且廣為人知的一面。歲月遮蓋了太多歷史的面容，這幢番婆樓恰如許氏家史中裸露的一角。就讓我們吹去歲月的浮塵，再去目睹這個家族除去孝道之外，誠毅忠正的一面吧。

和許多下南洋的閩南人一樣，許氏家族是從許經權的父親許志長去菲律賓打拼，后來才發家的。這位16歲便在菲律賓闖蕩的年輕人，起先是靠著街頭擺攤賣米做小本生意起家。后來娶了本地姑娘為妻，做起了卷煙生意。趕上戰爭之際，生意大好，許氏由此發家。但福禍相倚，隨后發妻與兩個兒子相繼早逝。為平復悲傷，許志長便安頓好菲律賓生意，回了晉江老家，后來續娶本地女蔡究為妻，也就是許經權的母親，1890年生下了許經權。

沒有像很多富二代無所事事，坐享家財，許經權懂事起便勤奮嚴謹，通中國傳統文化，熟英語、西班牙語，且懂得鉆研經營家族業務，18歲時便開始掌管家族業務，成為家族事業的主心骨。許經權做生意如同做人，特別懂得恪守誠信，這不僅給他留得好名聲，同樣給他帶來很多機會。許經權曾經在經營順慶銀莊時，由于用人不當，導致放款無法回收，以致銀莊欠下很多儲戶存款。而為了退還客戶存款，許經權在決定舉家遷回菲律賓時，特意把積蓄多年的10萬美金匯回廈門，并派人逐一送至客戶家中，誠信之名，一時傳為佳話。而這份誠信，也為他贏得了后來的商機。當時的中國銀行廈門分行行長黃伯權正是聞此佳話，為許經權在菲律賓創辦中菲匯兌信托局提供了很大支持。誠信做人，讓許經權在事業上受益頗豐。

事實上，許氏并非只是以一座“番婆樓”所傳遞的孝道美名而為人所知的。在許經權還未獨掌家族事業之舵時，其父許志長便早已為兒子立下了好榜樣。1890年許經權出生后，許志長便開始反哺故鄉，為家鄉捐建了私塾“養山蘭館”以支持家鄉教育事業。除此之外，許志長樂善好施，經常救濟貧苦人家，這些都讓許經權看在眼里，也成為他后來熱心家鄉事業，造福鄉民的良好熏陶。后來許經權斥資修建了安海至安溪尾的汽車公路，修葺洛陽橋等，造福鄉里。

不僅如此，許經權還是一個深知民族大義的人，他曾因救濟抗日志士而被日本人拘捕十多日。其實，許經權在鼓浪嶼居住的時間并不長，但他曾擔任過鼓浪嶼救世醫院的董事，也擔任過鼓浪嶼電燈公司的董事，還是廈門群惠小學的校董，對鼓浪嶼以及廈門的公共事業做出了很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