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據

兩年接警315件

2016年3月至2018年3月，市婦聯受理家庭暴力案256件，占信訪總數的13%；市公安局110接處警中心接報家庭糾紛警情5109件，涉及家暴的治安案件315件，其中做出治安管理處罰的135件，調解達成協議不予處罰的180件；市、區法院受理申請人身安全保護令案件17件，裁發人身安全保護令14件；市、區檢察院辦理涉及家暴案件21件；救助管理站成立的反家暴庇護中心共庇護20人次。

施暴者有“三高”

施暴者群體呈現“三高”特點:農村家庭發生比例高，約占家暴事件的60%；流動人口家庭發生家暴比例高；施暴者受教育程度不高，工作生活壓力較大以及有不良嗜好的比例高。

廈門日報訊(記者詹文)多數父母都糾結過這問題:熊孩子要不要打？有家長贊同“虎爸虎媽”式教育，認為“棍棒底下出孝子”“一天不打，上房揭瓦”；有家長認為不能打，對孩子身心都不利。這樣的爭論，一直沒停止過。但現在，可以明確告訴大家，沒什么好爭論的，打孩子，不是你的家事，那是家庭暴力，違法的。

昨日，市人大常委會組織反家暴“一法一決定”執行情況視察，“一法”指的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家庭暴力法》，兩年前剛實施。盡管目前我市防家暴工作成效明顯，家暴案件數量放到全國來說都屬于比較少的，但視察組的態度依然很嚴肅:全市各級各部門必須通力合作，確保法律有效落地，預防并減少家庭暴力。

關注

孩子也是家暴主要受害方

說到家暴，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丈夫打妻子。我市目前接到的暴力案件，妻子的確是家暴的主要受害者，反家暴法實施這兩年，婦聯接待的256件家暴案中，丈夫對妻子施暴的240件，占93.75%。島外有個區，涉及家暴的54起警情中，有49起丈夫是施暴人。

不過，有一個現象令人深思。最近，市人大內司委集中開展我市反家暴工作情況調研，進行了問卷調查，有2242人參與，分成人版和未成年人版。在成人版問卷中，六成人認為家暴受害方主要是妻子，27%認為是未成年子女；但在未成年人版中，只有18.6%的人認為家暴受害方主要是母親，而88.1%的人認為是未成年子女。也就是說，在大人的世界里，覺得女人主要是受害者，但在孩子的世界里，卻覺得孩子是主要受害方。

視察組成員紛紛表示，家暴中要更加關注未成年人這個群體。一位市人大代表坦言，自己以前也打過孩子，就因為很多父母覺得打罵孩子天經地義，這個問題就更需要重視。

問題

反家暴法知曉率較低

這個行為屬不屬于家暴？發生家暴了，該去哪，該找誰？在市人大內司委的問卷中，76%的人幾乎不知道反家暴法。受家暴無家可歸時，希望接受庇護的占72%，但其中不知道如何尋求庇護的占80.9%。至于未成年人，對反家暴法的知曉率就更低了。

許多家長自己也不知道，但有些家長，聽說要搞這樣的問卷調查，感到很緊張:熊孩子本來就難管，動不動就搬出未成年人保護法來，再讓他們知道不能打，那還怎么教育孩子？視察組及專家都不認同這類家長的說法:教育孩子不是靠暴力。而對于如此低的知曉率，視察組建議，要加大宣傳，讓孩子們懂得怎樣用法律維護自身權益。

特點

未成年人更怕家長冷暴力

市人大內司委調研發現，流動人口家庭對未成年人施暴較多。目前的家暴行為，主要是毆打等身體侵害行為。島外有個區，這兩年的54起家暴警情中，51起是毆打傷害。不過，以精神傷害為主的冷暴力，也逐漸多了起來，而未成年人更懼怕冷暴力。在未成年人版的問卷中，43%的人認同漠視疏遠就是暴力，成人版則只有兩成認同。有個孩子說，因為做錯事，父母偶爾責罰打罵，心里并不難受，但家長漠視疏遠會讓他更害怕，沒有安全感。

如果被家暴了，希望獲得怎樣的幫助？成年人中，希望獲得法律維權和心理輔導的分別占97%和92%；未成年人中，63.7%希望施暴家長能糾正施暴行為，別再打了，別再對自己疏離冷淡了。調查組建議，要加強對施暴家庭的心理輔導，不僅對受暴孩子，對施暴者也要進行心理干預，“很多施暴父母小時候也有被打的經歷，導致‘一代打一代’”。

建議

盡快落實合作干預機制

家暴行為很隱蔽，許多家庭在“吵架-暴力-和好”中循環，再加上愛面子、不懂法，許多受暴者不愿被人知道。有關人士說，家暴案件被發現、進入訴訟程序的只是冰山一角，即便是被查處的家暴案件，多數被害人在案發前已有長期遭受暴力的經歷，忍到不能忍了才站出來。受家暴的未成年子女，就更處于弱勢地位，家長是其最信任的人和生活上的依靠，寧可持續被傷害也不敢、不能去向外人求助。

不僅發現難，還有許多干預機制有待完善。有位母親，沒結婚便生下孩子，她經常家暴甚至虐待這個孩子。有關部門想要撤銷母親的監護權，讓孩子能夠健康成長，但最終因為實踐案例少、“奪權”條件界定不夠明晰，“奪權”后妥善安置難度大、社會觀念認知程度不一等原因，導致撤銷監權護制度的實際落實舉步維艱。

“反家暴是個系統工程，往往涉及報警、求助、就醫、傷情鑒定、庇護、人身安全保護、法律援助等各方面。”一位市人大代表建議，要盡快落實多機構合作干預的工作機制，完善實踐中的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