傾資興學 百折不撓

伯公對祖國的貧窮落后有著切膚之痛，處處都想盡國民一分子之天職，以報效祖國。

辛亥革命后，伯公備受鼓舞，決定回國興辦學校。他創建了包括幼稚園、小學、中學、女子師范、幼稚師范、水產、商科、農林部、國學部等在內，擁有完整教育體系的集美學校。

20世紀30年代的集美學校，被譽為“閩南教育之中心”“東南文化之中樞”。伯公于1921年創辦的廈門大學，則是當時全國院系最齊全的五所大學之一，被譽為“南方之強”。

伯公捐資助學并非簡單做慈善，而是把所有心思都撲在了教育上。為了招收更多學生，他規定：“中學生只交膳費，學宿費均免。”甚至師范生和水產航海的學生“學膳宿費用全免”，如此優待學生，反映了伯公以教育救國的初心。

長期獨力承擔沉重的校費，伯公經濟壓力一直很大。特別是在1929年，伯公的企業受到世界經濟危機影響，收益持續下滑，累計負債達400萬元。當時有人勸他停止校費，伯公回答：“余不忍放棄義務”，表達了“毅力維持”兩校的決心。

1931年，伯公為了籌措校費，甚至賣掉了原本為孩子在新加坡購置的三棟別墅，這便是“出賣大廈、維持廈大”的典故。

據不完全統計，伯公一生在國內外創辦和資助的學校多達118所，辦學時間之長、創辦及資助學校之多、捐資之巨、成績之著，影響極為深遠。

在他愛國興學精神的帶動下，華人、華僑熱心興學、興辦公益蔚然成風，現在各地由華人華僑出資興辦的學校比比皆是。

領導華僑 抗日救亡

1928年濟南慘案發生后，伯公領導華僑社會為山東災民募集賑濟款117.4萬元，并帶領廣大僑胞抵制日貨，實行經濟絕交。這是南洋僑胞第一次團結起來抵抗日本帝國主義，也是伯公作為“華僑旗幟”的最早表現之一。

盧溝橋事變發生后，中日戰爭全面爆發。在此國家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伯公挺身而出，擔負起了組建籌賑總機關的重責。

1938年10月10日，代表當時南洋800萬僑胞的“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簡稱南僑總會）在新加坡成立，伯公被推舉為南僑總會主席。南僑總會名義上是“籌賑祖國難民”，實則以財力、物力、人力支援祖國抗戰。

伯公之所以成為華僑領袖，最初顯然和他擁有巨額財富、誠信商業信譽及傾資興學有關系。但隨著他離開商界、財富喪失，他的政治威望反而更加提高，反映出他獻身國事的精神和強有力的領導才能。

在伯公精心籌劃組織下，南僑總會在3年多便為祖國籌得合4億余元國幣的款項。此外，他組織各地籌賑會為前方將士捐獻寒衣、藥品、卡車等物資，并在新加坡和重慶投資設立制藥廠，直接為前線供應藥品。

1939年，伯公還應國民政府之請，代為招募3200余位華僑機工回國服務，在新開辟的滇緬公路上搶運祖國抗戰急需的戰略物資。

抗戰期間，伯公不僅領導“南僑總”從經濟層面上對祖國抗戰作出了巨大貢獻，在政治上更是給予祖國抗戰有力的支持。

1938年武漢失守以后，身為國民黨副總裁的汪精衛發表與日本和平妥協的賣國言論。伯公聞訊之后，發表一系列函電及講話，揭露汪精衛賣國求榮的可恥野心。1938年10月28日，國民參政會在重慶開會時，伯公從新加坡發回“電報提案”，獲得會議通過，這個提案被稱為“古今中外最偉大的一個提案”。

關于“電報提案”內容存在多個文本，伯公后來為福建新聞社手書的版本為：“在敵寇未退出國土以前公務人員任何人談和平條件者當以漢奸國賊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