廈門，一座美麗溫馨的城市，一座值得作為家的城市。從1991年到2001年,我在這座城市學習、生活了整整十年，之后到美國、香港游歷十幾年，卻一直難以割舍這一方美麗的土地。

2015年我決定回到母校廈門大學工作，在重新參加同學中秋聚會的時候，發現有一半以上的同學(包括好多外省的同學)一直以廈門為家;同時，身邊的同事來自中國和世界的各個地方，他們覺得廈門自然環境宜人宜居、人文環境開放包容，愿意以廈門為家。

讓我留意的還有，與那盛開的鳳凰花一樣，“美麗廈門”的標語隨處可見，建設“美麗廈門”的行動如火如荼。毋庸置疑，美麗是廈門的比較優勢，但美麗廈門的內涵卻是從比較優勢走向競爭優勢。

觀察廈門看硬實力也要看軟實力

美國哈佛大學的波特(Michael Porter)教授提出國家競爭優勢理論，并明確指出其分析框架完全適用于對地區、州和城市等級別的分析,他說：“比較優勢理論一般認為，一國的競爭力主要來源于勞動力、自然資源、金融資本等物質稟賦的投入。

而我則認為這些投入要素在全球化快速發展的今天其作用日趨減少。一國的競爭力不可能由其國土的大小和軍隊的強弱來決定，因為這些因素與生產率大小沒有直接的關系。取而代之的是，國家應該創造一個良好的經營環境和支持性制度，以確保投入要素能夠高效地使用和升級換代。”

正是從波特開始，競爭力理論進入了系統化研究時期,也涌現了一批城市競爭力理論。大多數理論都側重經濟結構因素，即城市地理、基礎設施、產業企業和礦產資源等硬實力，這些因素對城市的影響顯而易見，也易于量化和測度。但是，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制度、環境、生態、文化、教育、規劃等因素日益成為解釋競爭力的重要因素甚至核心因素，軟實力在城市的持續發展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從城市競爭力理論及其最新進展來審視美麗廈門，它強調的不僅是城市的硬實力，而且將軟實力作為提升城市競爭力的核心。

首先，那種把美麗廈門簡單等同于旅游勝地、或者認為廈門只發展旅游業而沒有實體經濟的觀點都有失偏頗。

自1981年廈門設立經濟特區以來，工業化一直是產業發展的主旋律，2015年工業占廈門GDP的37%，列各行業之首，近年來，產業的轉型升級被列為美麗廈門行動計劃之首，面對經濟新常態率先調結構，經濟發展頂住下行壓力，已經邁過了轉型過程中最艱難的階段。

同時，廈門積極推進市縣“多規合一”，這不是把各類規劃簡單得疊加在一張圖上，而是遵循生態城市建設理論，并將經濟轉型、城市轉型、社會轉型相結合，確實提升城市競爭力。廈門開放、包容的美好氣質使市民和外來人才愿意來、居得住，成為廈門可持續發展的軟實力。

“小而精”的廈門經濟轉型快

東南沿海重要港口，緊臨亞洲四小龍之一，最早設立的四個經濟特區之一，五個計劃單列市之一，十五個副省級城市之一……這些光環可以同時形容深圳和廈門。

然而，與火箭般上升的深圳經濟相比，廈門的經濟增長如同這座城市的性格，溫文爾雅，不緊不慢。究其原因，一些客觀條件限制了廈門過去的發展空間，如廈門島三面環山，可供開發土地不足，與內陸交通不便，腹地輻射狹窄，地理劣勢和臺海局勢使得廈門很難獲得大型國企和國家主導項目的青睞，等等。于是，廈門走了一條精細化發展之路。

2014年廈門GDP只有深圳的20%，但是城市單位面積的GDP是深圳的70%，其中工業“小而精”，去產能負擔小，結構調整快，形成了以電子設備和高端裝備制造為主的工業體系。2015年，廈門全市規模以上工業總產值突破5000億元，其中高新技術產業產值占到65.9%，高耗能行業的份額進一步縮小，工業經濟轉型發展進程取得明顯成效，工業總產值和增加值的增長率分別為8.1%和7.9%，在15個副省級城市中名列前茅，每萬元地區生產總值能耗0.437噸標準煤，是全國平均水平的60%左右，在全國處于較低水平。

同時，廈門市產業結構進一步優化，三次產業比例由1981年的26.5: 51.6:21.9調整至2015年的0.7：43.5：55.8，產業結構高級化推進，第三產業占比以及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都已超過第二產業。現代服務業蓬勃發展，各個子行業占比均衡，在商務部對現代服務業綜合試點城市的復評中名列全國第一。

其中，生產性服務業發展迅速，航運物流、軟件和信息服務、文化創意等產業鏈都即將突破千億，加速二、三產業融合、推進產業高端化發展;而一直以來作為廈門名片的旅游業也不僅僅是一種消費性服務業，可以發揮“旅游+”的強大滲透力，推動旅游與相關產業的跨界融合，培育或延伸產業鏈條，例如，伴隨著中國私人財富持續快速增長,離岸財富管理需求日益強勁，廈門可以利用其自貿區先行先試的政策優勢和兩岸三地緊密合作的區位優勢積極探索“金融旅游”，即以跨境投資和財富管理為主題的新型旅游服務，升級轉型廈門現有的金融業和旅游業，打造廈門的新品牌、新名片。

“十三五”期間，廈門產業轉型升級的主要任務是著力振興實體經濟，不求快求大，聚焦發展電子信息、旅游文化、現代物流等三大主導產業，培育發展生物與新醫藥、新材料、海洋高新等戰略性新興產業，著力打造十余條千億產業鏈，加快構建以現代服務業為主、戰略性新興產業引領、先進制造業為支撐的新型產業體系，全面增強產業的核心競爭力和國際競爭力。今年是“十三五”的開局之年，廈門市第一季度的主要經濟指標進一步向好，產業轉型升級的成效正逐步顯現。

廈門的宏觀稅負處于同產業發展相適應的合理區間

廈門的宏觀稅負問題一直是媒體關注的熱點，最近有文章稱，以財政總收入占當年度GDP的比值來衡量，2015年廈門的宏觀稅負高達29%,制約了其產業經濟的發展。這個問題要進一步具體分析，因為宏觀稅負是一個綜合指標，它的變動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要對影響其變動的因素進行深人剖析，了解各因素對宏觀稅負的作用原理。

首先是經濟因素，包括產業結構、產業布局、經濟運行質量等。從產業結構來看，一個地區的三個產業之間的比例對宏觀稅負有較大影響。稅收主要來源于第二、三產業，第一產業不直接提供稅收，如前所述，廈門的第一產業比重很小，第二、三產業比重很大，因而宏觀稅負會相對比較高，。從產業布局來看，勞動密集型的企業產品附加值低，高科技含量的企業產品附加值高;粗加工的企業產品增值率低，深加工的企業產品增值率高;廈門的產業布局中高科技含量、深加工的企業較多，并形成一定的產業鏈，具備集群優勢，因而宏觀稅負相對較高。從經濟運行質量來看，如果一個地區整體企業的增值能力和實現利潤水平都處于上升趨勢，說明經濟運行質量良好，宏觀稅負也會走高，廈門的財政收入占GDP比重較高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廈門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

其次是政策因素，包括稅制、稅率對不同規模、所有制和特殊行業企業的影響等。廈門的規模企業較多，這些企業大多都按照一般納稅人的標準征稅(17%)，而小規模納稅人(6%)在經濟中的份額相對較小，同時廈門的產業以國企和外資為主這兩類企業的納稅都比較規范，所以廈門的稅收情況比較理想，單位GDP的納稅額全國第二，僅次于深圳;其中，納稅額最大的是廈門卷煙廠，其在2015年納稅額達75億，占廈門國稅和地稅總收入的1.3%,是第二納稅大戶的近5倍。第三是核算因素，如地區間國內生產總值與稅收核算范圍不對稱，與福建省的其它城市比，廈門總部經濟、樓宇經濟較多，能夠帶來大量的財政收入，但大多產值不統計在廈門。最后還有征管因素，廈門在重點稅源監控、納稅評估、發票改革、信息管稅、房地產評估技術應用、所得稅管理、涉外稅收管理等多項工作的改革中都走在全省前列，據估算，稅收征管因素對廈門財政占GDP比重的影響可能達4-5個百分點左右。

根據上述分析，廈門的宏觀稅負處于一個與產業發展相適應的合理區間，它并沒有影響到廈門經濟的轉型和發展。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來看，宏觀稅負不是越低越好，考察其是否合理，關鍵要看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水平，若宏觀稅負降到1%，政府啥也不干，恐怕也沒人愿意來發展產業。就廈門的情況來看，2015年地方性財政收入606億，而財政支出達652億，公共服務水平高，有利于產業發展，把廈門打造成為區域中心，釋放更大發展潛力。當然，廈門的宏觀稅負尚有減免的空間，這也是供給側改革的內在要求。今年5月1日，廈門營改增全面啟動，除了生活服務業，還有建筑、房地產、金融行業，同時所有增值稅一般納稅人新增的不動產所含增值稅都將納入抵扣范圍，確保所有行業稅負只減不增。

除了稅收之外，企業還要承擔員工的五險一金和涉企收費等成本，這也是高稅負的一個重要來源。為了切實降低企業成本，支持實體經濟發展，廈門市積極開展“降成本、優環境”專項行動，一是開展“地毯式”清查，目前已基本形成涉企收費臺帳，二是完善企業調研及問題反饋機制，三是滾動出臺政策，在去年已出臺實施20項降成本措施的基礎上，今年3月推出第一批6項措施，兩次合計每年可為企業減負約40億元。經過兩輪降費，廈門市目前社保的費率在全國范圍內都是比較低的，養老保險單位繳費比例12%是全國最低。企業社保費率32.47%(單位繳費比例21.97%)，大大低于全國平均40%的水平(單位繳費比例29.5%)，對比上海、深圳、寧波等地區，也都是比較低的。據了解，廈門市近期還將出臺第二批五個方面的政策，預計再減負14億。

國家“多規合一”試點推動廈門發展與生態相和諧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城鄉發展和建設中積累的一些問題日益凸顯，有些已經嚴重經濟社會的發展。如果說上一程的城市化是比誰的城市攤得大，那么下一程就要比誰的城市生態、生活、生產更加協調發展。聯合國MAB計劃(人合生物圈計劃)最早從生態學的角度來研究城市問題，并提出生態城市規劃的五項原則，即“生態保護戰略、生態基礎設施、居民的生活標準、文化歷史保護、將自然融入城市”。

在這方面，廈門絕對是一個標桿城市，多次榮獲國家森林城市、國家環境保護模范城市、全國文明城市、全國十大低碳城市、國際花園城市、聯合國人居獎等諸多榮譽，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不斷加強，形成獨特的“城在海上、海在城中”的大山海城市。據最新中國社科院《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廈門名列2015年中國宜居城市的第二名。

2014年12月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推進城鎮化健康發展是優化經濟發展空間格局的重要內容，要有歷史耐心、不要急于求成。要加快規劃體制改革，健全空間規劃體系，積極推進市縣“多規合一”。

廈門市把這項工作作為推動廈門轉型發展、推進城市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抓手,成為全國“多規合一”28個試點市區縣、也是試點城市中唯一的大城市，經過探索和實踐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體現了上文所說城市競爭力理論中規劃對城市發展軟實力的重要作用，“生產空間集約高效、生活空間宜居適度、生態空間山清水秀”的總體要求造就了生態、生活、生產相結合的規劃紅利，為廈門帶來了綜合性、集約型、高效性的創新收益。

“多規合一”實施兩年多來，廈門市盤活了55平方公里的建設用地存量，為下一步200個基礎設施項目、180個民生項目落地提供了保障，而且以信息化手段搭建來綜合管理的平臺，顯著提高了城市管理效率，進一步促進產業集聚發展，加快產業鏈垂直整合。從歷史經驗來看，如果在城市化水平50%-70%的時期進展順利，城市化的集聚效應將會助推技術趕超、產業升級和經濟可持續增長;反之，城市化的負外部性將會抑制產業轉型，使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脫節，容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在中國城市化推進的關鍵節點，廈門市“多規合一”改革將城市轉型、社會轉型與經濟轉型相結合，確實提升城市競爭力，為城市的長遠和可持續發展打下堅實的基礎。據中國社科院《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廈門名列2014年中國可持續競爭力十強城市，在15個副省級城市中名列第五。2015年4月10日，國家住建部在廈門召開全國市縣“多規合一”試點工作現場會，總結和推廣廈門市的經驗。

同時，廈門市積極開展“美麗廈門共同締造”行動，其實質是美好環境和和諧社會共同締造，其關鍵在于政府轉變職能，由管理型政府變為服務型政府，由政府決策變成公共決策，以社區為基本治理單位發動群眾發展共建。據統計，居民群眾對“美麗廈門共同締造”的知曉率、參與率高達90%以上，近年來城鄉居民收入增速高于經濟增長，全市民生和社會事業支出占一般公共預算支出7成以上,群眾對基本公共服務滿意程度居全國第三。 2015年7月27日，民政部在廈門召開全國社區治理創新工作會議，“美麗廈門共同締造”的模式得到高度肯定。

開放、包容是廈門發展的軟實力

作為一個城市，廈門一直以來都有移民加入，以前主要是在海外打拼的華僑，1862-1970年從廈門流入的僑匯占全國的15.4%,可以說開放、包容是廈門與生俱來的基因。

1980年廈門設立經濟特區，成為大陸最早實行對外開放政策的城市之一，開放的體制、機制優勢吸引了各路文化、科技、商賈精英，凈流入人口占總人口比重超過30%以上，廈門的開放性和包容性獨步東部沿海，甚至超過了上海和杭州等經濟和人口重鎮。

2010年，經濟特區擴大到廈門島內外，現在的大廈門，常住人口中有一半是新移民，無論是洋博士還是打工仔，他們都在為廈門做貢獻，都深諳廈門小吃(如沙茶面、土筍凍)和中秋博餅的真諦，慢慢變成了廈門人。

聯合國人居署在《世界城市報告》中提出了“包容性城市(Inclusive Cities)”的概念，強調城市對來自不同地域和背景人群的接納程度，強調城市不同主體發展權利的同質均等性。未來一個階段，隨著城市移民階層規模的不斷擴大，高水平醫療、教育等社會服務資源的廣覆蓋與均衡配置，將成為“包容性城市”社會平衡發展的基礎性保證，這對于一個城市的長遠發展尤為重要。在這方面，具有開放、包容傳統的廈門無疑具有競爭優勢。

廈門市率先在全國建立城鄉一體、內外一致的“全民社保”、義務教育資源配置和社會保障體系，充分體現以人為本的發展理念和城鎮化思路，不斷提升開放、包容的城市競爭力。廈門市已基本建成“全民社保城市”，實現養老、醫療、失業、工傷、生育保險“應保盡保”，創造了全國社保的“廈門模式”。

目前，廈門市義務教育階段在校生總數中，小學有55.5%為外來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初中有52.3%為外來務工人員隨遷子女。在住房方面，廈門已初步建立有保障性租賃房、經濟適用房和限價商品房組成的“廣覆蓋、分層次”的保障性住房體系，出臺了全國首部有關住房保障的地方性法規和30多個配套文件，成為全國藍本，不斷滿足城鄉居民和城鎮穩定就業的外來務工人員的住房需求，逐步實現住有所居。

應該指出的是，作為二線城市的廈門，房價直追深圳、上海、北京，位居全國第四，這已經成為普遍關注的問題。

如何正確認識廈門的高房價呢?首先，房價上升在經濟發展和城市化轉型時期具有其現實基礎，其升值主要來源于分享城市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如前所述，廈門市是一個值得作為家的城市，其城市公共服務和保障體系在福建省各市中是最好的，其宜居、開放、包容的特質在全國也頗負盛名，因此對周邊地區乃至全國都有很大的吸引力，在旺盛的需求之下，價格自然不斷走高;但是，過高的房價又超出其基本面(如人口流入、城市公共服務好等)，在全國流動性過剩又缺乏投資渠道的大背景下，廈門很難獨善其身;而且，廈門這幾年的住宅土地供應一直偏緊，也是房價上漲的重要因素。

盡管廈門的高房價有種種客觀的原因，但如果房價脫離基本面不斷上升，就會影響到城市的產業結構，不利于人才的流入和產業經濟的發展，更為重要的是，處于城市化轉型過程中的房地產是一個比股票市場更重要的資本市場，如果住房(即資本)的分配越不均，即有人可以買許多套房、有人連一套房也買不起，經濟增長的好處和社會財富的分配就會越發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無法實現包容性增長。

作為一個包容性的城市，廈門應該考慮如何進行制度創新，在城市化這一階段盡可能地實現“居者有其屋”，讓新市民都有機會分享城市公共服務帶來的資產升值。在這方面，新加坡的經驗值得借鑒，正如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所說，只有確保公平包容，才能可持續發展。

廈門的開放包容還要體現在對外交流中

廈門的開放、包容還體現在其外向型經濟和文化交流上，以僑引臺，以僑引外是廈門的特色，外商投資企業在廈門工業中一直是主角，2015年廈門自貿區獲批，對臺、對外交流合作繼續擴展。

2016年2月，國務院批復《廈門市城市總體規劃》指出，“逐步把廈門市建設成經濟繁榮、和諧宜居、生態良好、富有活力、特色鮮明的現代化城市，在促進兩岸共同發展、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中發揮門戶作用”。這既是機遇、也是挑戰，就目前的情況來看，廈門的國際化水平和國際影響力還不高，在談到對外開放時通常還是指吸引和利用外資上。

其實，中國改革開放前30年以“請進來”為主，今后30年乃至更長時期，“走出去”將成為潮流和趨勢。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形勢下，大陸企業對外投資已經進入加速發展階段，但廈門作為“走出去”的門戶作用并不明顯。

有意思的是，率先“走出去”的是廈門大學，這背后有著深厚的歷史淵源，正如廈門大學校長朱崇實所說，“廈門大學是由愛國僑領陳嘉庚于1921年創辦的。92年之后，廈大回到嘉庚先生成長的馬來西亞創辦分校，這是歷史的回饋。”筆者今年5月份到廈門大學馬來西亞分校訪問，真真切切感覺到國際化的巨大潛力，也相信開放、包容的廈門能夠將其城市競爭力進一步拓展成為其國際競爭力。

(作者系廈門大學經濟學院、王亞南經濟研究院教授)